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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一群离开学术前沿的学霸，放弃了那些在旁人看来高大深奥的职业路径：设计核电站机组、为互联网大厂搭建系统框架、研究全球大气环流......

他们回到了中学校园，走上讲台教授三角形内角和180°定理，督促学生遵守纪律、完成作业，同时也被寄希望培养出下一代学霸。

从知识体系的塔尖进入基础教育的地基，预想中的“降维打击”并没有出现。

当博士告别科研

去内蒙古测过铜矿，到邯郸挖过铁矿，中国地质大学矿物学博士蒋俊毅终于走到了地质科研领域的大门口，但他停下了脚步。

蒋俊毅的选择与一位师弟的经历有关，师弟参与了一项在印度洋的地质资源勘探项目，在船上一呆就是8个月，海上基本没有信号，连和家人联络都要限定时间。

蒋俊毅科研之心未泯，但最终没能拗过妻子。争执中，妻子给他撂下话：把她和两个孩子就这样丢在国内，实在是不负责任。最终，在读博的最后一年，蒋俊毅没给任何科研院所或高校投去简历。

根据一项针对2019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显示，抽样的1670名博士生中，留在科研单位、高校的比例为33.8%。放弃科研的博士生里，受现实羁绊者大有人在。

离开科研后，蒋俊毅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一家游戏公司做策划。转正后，公司给他开出了每月一万元的工资。但蒋俊毅心里始终不安，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在北京，一个月一万元，日子只能过得紧巴巴的，孩子也迟早会进入学龄，没有北京户口，教育会是个大问题。

除非成为教育本身的一部分。蒋俊毅想到了出路：成为高中、初中乃至小学的教师。2020年，蒋俊毅回到家乡成都，入职一所私立中学任教，孩子的户籍问题、上学问题也随之解决。

寇淮告别科研学术也是因为现实原因，2016年，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拿到计算机博士学位，先是去一所二本院校担任代课讲师，讲“人工智能”、“概率论”、“软件工程”等课程，但因为没有编制，两年内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一千多块钱。他不得不兼职给中学生做家教，收入反而比在高校任教高一些。

“扛不住了，钱太少了。”最让寇淮愤懑的是，他所在高校薪资制度的不平等，有的老教授业务水平明显不如自己，却拿着最高的工资。而他即使有了正式编制，每月工资也不过4000元，行政岗位都比他挣的多一半。

通过转正考核没多久，寇淮就离开了那所二本院校，转去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寇淮清楚，自己回归应试体系的好处在于，从小到大他都是这个体系里最成功的那批人之一，中科大计算机的本硕博足以说明一切。

在培训机构，寇淮先是负责编写教材，一个月能有6000元收入，后来开始带学生，收入涨到1万元。正好这时，一个已经在私立中学任教的博士同学给了他建议，“要不来中学试试？”这令寇淮动了心。

作为电子科技大学的计算机博士，吕亦柔选择回中学教书的理由更加复杂。她不喜欢大厂的紧迫，也觉得科研环境不佳，还一直藏着个教师梦。吕亦柔高中就读于衡水中学，她一直记得高三时的语文老师，一个帅气又文艺的男人。那一年他25岁，妻子正怀孕，学生5点半起床，他就要5点起床；学生晚上9点下课，他批作业要到10点，回家还得照顾妻子。可在吕亦柔看来，那个老师的幸福感依然很高，因为在河北这样的高考大省，他依然能够带出许多清北的学生。

另一段催生教师梦的经历来自异国他乡，吕亦柔博士期间曾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流过两年，在那遇到的很多同学，本科就有了国际实习的经历，吕亦柔相信，这样的视野必然是在高中时就打下的基础。如果自己回到中学教书，也许她能给予学生更广阔的视野。

无论各自出于何种原因，越来越多的“学霸老师”出现在了基础教育的讲台上。数据显示，2019年，进入中小学教育的博士生比例已经升至1.3%。2020年底深圳中学公布的新入职教师名单中，博士生比例占到四成。到了2021年，广州市白云区公开招聘50名博士生进入中小学担任教师。

2020年底深圳中学公布的新入职教师名单中，博士生比例占到四成

新的竞技场

从科研圈跳出的博士生们由此进入另一个战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讳言，求职意向集中在一线或是头部二线城市。在这些地方，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学校，教师岗位的竞争已越来越白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