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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视中国各高校，似乎所有学者和专家都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作脑力工人，薪酬待遇大都与任务数值指标完成情况挂钩，基本上是实行某种计件工资制、甚至类似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的工分制。在现阶段，这样的做法或许是必要的、有效的，也符合学术共同体尚未成型、难以开展坦诚的和高水准的同行评价之类的国情。但不得不指出，如果这样的评估体系过于全面、严格以及长期存在，没有相当比例的非竞争性收入作为坐冷板凳专心向学的物质保障，同时也没有为实质性判断留出足够的回旋余地，就很有可能使那些不善于、或者不屑于钻营指标的一部分真正研究者日益边缘化，导致学术精神的枯萎。

福柯

在大多数高校的考核与评估中，期刊论文的重要度远远高于专著，理由是经过专业编辑筛选、特别是匿名评审之后录用的稿件比出版社相对自由发行的书籍在质量方面更有保障。为此对各种杂志也进行了分级排名，并确立一篇A类期刊论文折抵几篇B类、C类期刊论文之类的规则。这样做固然有其合理性。问题出在把这些标准绝对化以及操作上的机械化上。

由于存在详细的数量化指标可以逐一对号入座，人们不再考虑对论文和著作的内容是否有真知灼见进行实质性判断的必要性。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期刊编辑或者指标自动化测量系统在直接决定一个教授的研究成果评价、一个青年学者升迁荣辱的命运。这样的光景在绝大多数外国高校或者健全的学术界是不可想象的。虽然美国的大学也强调论文数、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以及被他人引用的次数，但在人事评审之际，更重视的是同行对研究内容的实质性判断。例如哈佛大学采取的方式是设立特别委员会或常设委员会（通常由七人组成）对教授候选人进行长时间的调研和讨论。日本的大学则由三名以上的教授对候选人的研究和教学情况进行详细考察，分别提出实名书面审议报告，并在全体教授会议上进行讨论。

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

在中国的有些地方，一本大部头专著可能只被视同为两篇CSSCI论文，对非SSCI类的海外（例如欧洲和日本）著名期刊连载的论文的评价可能被贬低得甚至不如某些非学术性权威报纸、杂志的短文，甚至某位行政长官的几个批字。对特定报刊文摘资料刊物上的转载进行加分和升级的规定也助长了各种非学术活动、甚至精巧的利己主义投机行为的积极性。

假如严格用这样一系列奇特的组合标准来逐个衡量，有些国际学界泰斗、诺贝尔奖得主恐怕也是无法过关的，甚至当不了当今中国的教授。例如，囊括世界上所有数学大奖的俄罗斯天才孔采维奇（Maxim Kontsevich），没有本科毕业文凭，一些代表作只有预印本，证明Milnor猜想的论文迄今为止只有网络版，仍未正式发表。又如，美国制度派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H. Coase），仅凭两篇开创性论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毕生研究成果只有一本论文集。既然这样的人根本就无法在目前中国大学那种急功近利的氛围里生存下去，那么，我们也就不难找到解答所谓“钱学森之问”的些许线索。

科斯

科研资助项目的有无和档次高低对高校教师职称晋升也具有决定性意义。站在大学的立场上看，竞争性资金的获得对于研究和教育的发展非常重要，当然要鼓励教师去争取，具体手段就是把获得科研项目数和金额作为考核和评估的指标，并通过与职称晋升挂钩的方式增强教师的内在动因。这样的做法倒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费增加了并不等于教学和研究的质量就一定会相应地提高，尽管经费的重要度在不同学科有些差异。如果片面地把科研项目作为评价指标并且过度强调经费规模，怎样改进教学和科研这样的初衷和政府政策就有可能被扭曲，申请项目不知不觉地蜕变成获得资金的手段，并且不断刺激花钱的欲望，甚至引起大面积的学术腐败。结果很可能是资源投入更多了，成果产出却未必增加，创新更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