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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  在他们对城市作出选择的背后,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难以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5年,月收入过万,2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的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里,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还有“蚁族”,大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2000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绝不能没有网络。如果在大城市打拼5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这样的l5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提前10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40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地生活,能认识更多人,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地田园牧歌。刘寅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的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那是一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比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涪细节。这也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昭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ll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厂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阳光,他的心忽然沉了沉。
2.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离开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2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按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另一个“围城”。
3.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间房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儿,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4.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浦说:“骑-T 15分钟就到,买车干吗?”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二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20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5.“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不被认同,“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已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6.2011年10月,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如下:
“逃离”一直在继续,就如涌人从未停止。“北上广”的繁华与耀眼之下,各色人物有着异样的命运。成功者如鱼得水,享受着城市文明的不尽福祉;失败者穷困潦倒,品尝着冰冷都市的残酷无情。更多的人居于二者之间,谈不上失败,亦难言成功;虽不算困窘,但也不见腾达之希望。他们,对于大城市有着复杂的情感,留下无望、弃之不甘。最终,这群人开始分化,有的周执坚守,有的识趣逃离。之于前者,往往难逃蚁族、房奴、孩奴的宿命;之于后者,仿佛不远处有了可期的美好前景。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之所。它与钢铁丛林相契合,其间多奉行优胜劣汰的法则。若要立足,一番打拼在所难免。这个时代,大城市生存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一方面,随着数十年的城市化扩张,“北上广”发展空间日趋饱和,人才吸纳能力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强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大量毕业生滞留“北上广”,无沦是人才结构,还是绝对数量,高校毕业生都与产业需要不甚合拍。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无限扩张,从世界经验看,一定时期逆城市化进程必将出现。今天的“北上广”,已经处于饱和边缘。恰如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虽仍在蹒跚前行,却早已载不起更多人的寻梦旅程。继续涌入,或许并非最优选择。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与机会,自信能在一场惨烈的淘汰赛中笑到最后。
如今,我们把目光投诸“逃离北上广”的那群人。其动因显而易见,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无论专家还是市民,都对这种趋向表示认可。言语间,“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的同义词之势。在公众的朴素期待中,“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的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美其名El“理性选择”—— “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
此等说辞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陷入了预设的陷阱。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甚至,“北上广”的拥挤效应,真的可以归因于“大城市崇拜”?须知,从来没有人天然偏爱冷酷、杂乱与拥挤。所谓年轻一代的大城市情结,不过是个伪命题。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另一层面,需要反思大城市存在着怎样的淘汰机制。是基于能力的遴选,还是基于家世的纳斥?现实中,上述两者并存,且很多时候后者重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逃离北上广”并不那么令人欣喜。要知道,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首先要有公平的竞争,其后才有“合理的离开”。若竞争不公平,则“逃离者”必会带走创造力。最终,一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将被拖累。   
7.“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逃离北上广’”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需要逃离。但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应该在中小城市部署一些国家重点建项目,不能把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搞成“大而全”的经济体。“蜗居”现象和“蚁族”群体出现的原因是大学生工资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市场不均衡。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太强、劳动时间太长,出现了马克思讲过的那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失业问题。政府应严格实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坚决处罚过度盘剥劳动者的不法商人。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我认为逃离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大学生“蚁族”的出现,一是由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无目的地扩招。二是因为当下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是靠简单加工行业,服务业不够发达。现在的“蚁族”,大部分都是地方院校毕业生。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在其他地方,连这样的工作都难找。越是不发达地区,工作机会越少,市场性的工作工资越低,而“铁饭碗”则被权势家族垄断。   
秋风(知名独立学者):谁有资格让他们离开?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生活、工作、定居的地方的自由。再者说了,逃到哪儿?如果“北上广”都找不到机会,那其他地方就更没有机会。大学生们之所以在毕业之后聚集在“北上广”,是因为这里的机会相对来说还多一些,因为在这里,蛮横的权力似乎被庞大的人口稀释了,而到了地方上,那里的权力更为霸道,权力和财富在极少数寡头内部世袭,庶民子弟基本上没有任何上升空间。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哪里发展是个人的选择,年轻人喜欢在大城市接受挑战也无可置疑。不过,他们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目前一些资源过于集中在个别城市,现在中央提出了新的城镇化路线,要发展中小城镇,我想这会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这也是一个自愿选择,但是制度还是会影响选择。一方面,青年大学生如果想留在“北上广”,就要做好长期当“房奴”的准备。不只是在中国如此,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纽约、东京、首尔的房价要比目前京沪还高许多倍,所以青年应该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国的资源不要过分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尤其不要通过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业地区的工商业建设、控制民营企业信贷、区别对待城乡福利和医保等强制性措施人为加大地区差异。让中国各地通过自由和自主的发展产生更多的北京、上海、广州,为不同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平等的资源、机会、希望乃至梦想,才能分散“北上广”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延缓这些中心地区房价上涨的趋势。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被“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比这些人差。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的“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
三、作答要求   
(一)请根据给定资料,概括总结大量外来人口集体“逃离北上广”,却又最终重新“逃回北上广”的原因。(20分)
要求:准确、全面,不超过300字。
(二)“给定资料2”画线部分提到:“人生处处是‘围城。……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另一个‘围城’。”请结合全部给定资料解释“围城”的含义,并简要谈谈你从这句话中得到的启示。(15分)
要求:准确、简明。250字左右。
(三)“给定资料l”中画线部分提到当代许多年轻人的生存困境:“‘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请根据全部给定资料提出突破这一困境的应对之策。(25分)   
要求:条理清楚,所提对策具体、有针对性。不超过500字。
(四)结合你对给定资料的理解,以“‘北上广’,逃离还是逃回”为话题,写一篇议论文。(40分)
要求:(1)观点鲜明,论述深刻;
(2)联系实际;
(3)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 1000字。

参考答案暂无
解析:(一)答案提示
1.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会很难适应日常生活中如下班后没有休闲去处、难以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等问题。
2.小城市的生活往往朝九晚五、循规蹈矩,每天的生活变得同质化、模式化,会让创造的激情消磨殆尽,渐渐失去目标和追求。
3.在小城市发展,往往更看重背景、关系,而不是能力和业绩,有实力也难以得到认可;在大城市,虽然辛苦,但只要付出就会得到回报。因此,小城市跟大城市相比,不公平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  
4.在大城市工作、生活过之后,眼界相对宽阔,回到小城市后,个人的想法往往无法得到认同,会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二)答案提示 
含义:
“围城”是一种比喻,来源于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去”。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人的身心被束缚,甚至陷入某种压力和困境,现实与意愿背道而驰。
启示:
在大城市生活和工作,要面对交通拥堵、房价高企、工作压力大、市场竞争激烈等现实,在觉得自己无法承受之时选择回到家乡。回到二、三线城市,原以为小城市生存压力会小、生活会舒适,但事实上,也要面临种种不公平、不如意,生活变得平淡和无法适应,工作上也难以凭实力得到认同,身心俱疲。这就像是从一个大的“围城”逃离,又进入了另一个小的“围城”,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束缚,最终只能改变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使自己更加适应其中一个“围城”。 
(三)答案提示
1.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传统的以简单加工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鼓励并支持大学生创业。
2.国家应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在中小城市部署一些重点建设项目,给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3.政府应严格实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坚决处罚过度盘剥劳动者的不法商人,以解决劳动力市场失衡的问题,缓解失业现象。
4.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在统筹分析社会行业及在职人员结构的基础土实行高校的扩招和专业的合理分配,避免出现受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无法适应社会需要等现象。
5.政府应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公平机制,设立专门接受社会公平问题举报的机构,以各地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为主要监察对象,杜绝权力和财富的世袭制,让社会更加公平、健康地运转。
6.国家不应通过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业地区的工商业建设、控制民营企业信贷、区别对待城乡福利和医保等强制性措施再人为地加大地区差异。应该让全国各地通过自由和自主发展产生更多的“北上广”,为不同地区的建设发展提供更平等的资源、机会、希望乃至梦想。   
7.青年自身也应摆正心态,明确目标,做好准备,找准自己的位置。
(四)参考范文
左右为难的“旅程”
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这个问题令时下很多青年人难以抉择。而在逃离后又逃回的这段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难以安放的前途与希望。无论是“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青年。
一方面,一线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另一方面,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等抬高了外地人酶生存门槛,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浑浊的空气、灰霾的天空、拥挤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这些又打压着想留下的青年人,使他们的梦想远没有看起来那样美好。
而回到家乡或者二、三线城市,却发现自已更加难以适应。在“北上广”,蛮横的权力似乎被庞大的人口稀释了,而地方的权力更为霸道,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发展或许更难,价值观的冲突或许更大,权力和财富在极少数寡头内部世袭,庶民子弟基本没有任何上升空间,最终只不过是逃到另一个“围城”之中而已。
融入城市面临高门槛,扎根城市缺乏归属感,在这样一个“拼爹”的时代,白手起家式的创业又困难重重。无论青年人作何种选择.仿佛都不是最优的,而只是无奈之举。青年一代面临种种困境究竟应该如何突围呢?这绝不是靠他们自身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仔细斟酌并提上日程,进而下大气力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一合理布局区域经济
国家应在中小城市部署一些重点建设项目,平衡社会资源,而不能只是将“北上广”搞成“大而全”的经济体。       
——宏观优化产业结构
当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以简单加工为主,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这种情况应加以改善,并鼓励和支持青年创业。
——严格实行劳保法规
目前我国劳动者工作强度大、时间长,使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某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失业问题。政府应该严格实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解决劳动力市场失衡的问题。        
——统筹配置高教资源
我国高等教育大多不能适应社会需要,且盲目扩招,这也是加剧失业问题的原因之一。教育部门应在统筹分析社会各行业及在职人员结构的基础之上,合理分配专业设置,科学制定招生政策。
——加强建设社会公平
应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公平机制,杜绝权力和财富的世袭制,让社会更加公平,让人力资源的流动回归到符合市场供需的正确轨道上。
青年之于“北上广”的逃离与逃回,折射出目前我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值得所有人反思。逃离“北上广”抑或逃回“北上广”,这些究竟是理性的选择,还是最终沦落成为迎合现实的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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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答题给定资料
1.(中新网2011年2月27 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日与海内外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使社会更加发展、进步,使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进一步得到改善,使人民生活感到安全,对未来充满信心。
网友“无限憧憬”向温家宝总理提问说:“未来5年我们最大的渴望就是要有幸福感。幸福的标准是什么?提升百姓的幸福感,政府有哪些考虑?”
“对于幸福的理解和标准可能人们都有不同,我也曾经讲过关于如何使人有尊严和幸福,我不想再重复过去的话,我只是说如何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温家宝总理说。
温家宝总理指出,如果说结合“十二五”规划,那么我就想强调一点,就是民生问题,这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什么是民生?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民生就是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人民的生命。 
温家宝总理说,在“十二五”规划当中,我们特别强调民生,把它作为整个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说,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是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这就是我们对今后5年的最主要的考虑。
2.民生问题实质上就是发展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来解决。改善民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必须有物质基础,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然而仅有这一点还不够,还要有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公平的分配关系。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分配公正是保障民生、实现社会公正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社会分配不公的状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社会进入转型期,我国贫富差距出现了加大的趋势。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那么大多数人的生活就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不满情绪就会蔓延,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应该按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以及“十二五”规划建议,加大工资收入分配改革力度,促进形成合理有序的工资收入分配格局。
在经济工作中,提高经济总量、集聚社会财富,常被比喻成“做大蛋糕”;在收入分配中,兼顾国家、企业和个人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常被称作“切好蛋糕”。
从经济总量上看,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块“蛋糕”不算小了。但是,“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和“人均排名世界百位”的落差提醒我们,从国富走向民富,还有好长的路要走。继续“做大蛋糕”的压力仍在,仍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全民共同做好高质量、高水平的财富“大蛋糕”。同时,要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切分好“蛋糕”,让民众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还要正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现实,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诚如温家宝总理与网民交流时所说,如果把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看做是政府的责任,那么,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就是政府的良知。
3.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网上出现了一个“反对高考加分联盟”。除教育部统一出台的高考加分政策外,各省级普通高校招生委员会制定的加分规定也五花八门。
据媒体报道,有的省高考加分多达17项,得到加分照顾的考生古考生总数的16%。高中毕业班分成了两派一一“锦衣派”和“无衣派”。那些在高考前就已获5~20分加分的学生,仿佛“锦衣”在身;而不带加分“裸考”的学生,被称为“无衣派”。此前,重庆、浙江台州等地加分造假曾被曝光,受益者大多是当地官员的子女。
网民担心,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的起点,是延续30多年的维护社会公平的举措,不应被加分政策逐步侵蚀。新浪北京网友认为:高考加分政策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各地政策不尽相同”上;教育部应当规范这个政策,并制定出打假摧施,保证大致上公平。
网友“沙洲野绿”觉得:加分项目基本上是城市孩子的长项,这个政策加剧了农村与城市在受教育上的不公。《人民日报》李泓冰在“人民时评”中表示担心:名校招生从“裸考”生中录取的比例越来越低,无疑加剧了农村生源在高校招生中逐年下降的趋势。
四川绵阳网友一针见血地说:加分绝大多数是父母努力的结果,会给自己的孩子一个错误的引导。父母无权势的其他孩子又该怎样评判这个社会?网友“开心”恳求:目前国情下,必须防止权力、金钱向高考加分政策渗透,留给草根一个仅有的公平竞争机会
4.在停止福利分房l0余年后的今天,一些部委、央企甚至高校,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政策通道,进行带有福利性质的分房和建房;一些地方城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低价房,也被质疑为向特定人群输送利益。作为“典型案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2011年7月11日《财经国家周刊》)
在房价居高不下的背景下,这一消息注定要刺激公众的神经。到底是商品化住房的“有益补充”,还是某些权力部门开历史倒车“自肥”的变通手段?对于旨在“居者有其屋”的时代,这到底是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受益起来的馅饼,还是注定要成为一个拔不出来的泥沼陷阱
一些支持“馅饼说”的人振振有词一一既然国家满足不了民众住房的巨大缺口,让一些单位自己建带有福利性质的房子,低价卖给大家有什么不好呢?最近多个地区的保障房建设,不就是这么鼓励的吗?这或许是“福利房回潮”合法化最有力的论据。可问题在于,这事儿是需要区分对待的。对于自负盈亏的纯粹市场化企业,愿意出资费力集资建房,降低成本解决职工居住问题,从社会角度似乎应该鼓励,这算是企业溢出社会效应的组成部分。
可现实却是:当前大量福利性质的分房建房,都集中在依赖财政拨款的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和与公共财政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垄断国企,财务上很难说清,靠什么兑换很难说清,牺牲了多少纳税人的权益很难说清,这些通常是遮遮掩掩的糊涂账。而如此福利分房获益的人,实际上并不是这个社会的低收人群体,甚至是这个社会最该有能力购买房子的人。结果是什么?就是越有能力的单位、越有权力的个人,就越能得到超低价格的好房子,福利分房甚至会成为见不得阳光的利益输送通道。
这样的局面如果不加以制止,只能是“损不足而补有余”,越陷越深,鼓励企业分担住房责任的政策,率先被接近权力的单位变相利用。尤其是公务员的住房问题,“超国民待遇”的补贴福利这些年一直饱受诟病,更有甚者住着政府提供的免费房,拿着高额的住房补贴,却屡屡被曝出以超低价格团购商晶房的丑闻。在如此背景下,再默许他们依靠手头政策等资源便利,率先回潮获取“差价”利益,只会撕裂民众的不满情绪——会哭的鸟儿有食吃,绝不等于掌权的鸟儿有食吃,这是基本的权力伦理。
5.社会保障在消除老年贫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广泛的覆盖率和合理的工资替代率是大多数国家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普遍特征。人们相信国家组织和实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缩小市场分配导致的贫富差距,促进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帮助社会朝着更为平等的方向发展。但是,中国老年保障制度的实施更趋向于作为一种社会力量,通过重新分配国家和社会资源,强化已有的社会阶层的差异。长期以来,中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明显的受益范围狭小和分布不平等的现象。在收入方面,现行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在城市老人和乡村老人之间、男性老人和女性老人之间以及不同行业退休者之间制造了显著的不公平。
首先,城乡老年人在社会保障收入方面存在差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显示,在当代,老年人口养老保险受益分布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城市,57.5%的老年人口享有养老保险或退休金;在乡镇,这个比例是24。8%;在农村,这个比例为4.6%。虽然政府有计划地推动农村养老保险和养老金计划,但是,目前还有54%的农村老人依靠家庭和子女的帮助生活,其中38%的老人需要继续参与生产劳动为自己挣得一份收入。
其次,老年人在社会保障收入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当代中国老年人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排除在政府的社会保险项目之外。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对全国老年人口的抽样调查数据显不,在城市老年人口中,87%的男性老人有稳定的退休金或养老保险金收入,而在女性老人中,这个比例只有55%。同样的情况还反映在社会医疗保险受益方面,城市男性老人享受医疗保险的比例为73%,而女性的这个比例为50%。统计调查还显示,l2%的男性老人平均月收入低于当地贫困线,而女性老人的同类比例为40%。
最后,现有养老保障计划不仅把劳动市场中非正式部门的劳动者排除在外,还在保障计划覆盖范围内根据职业将退休者的收入分成不同的等级,而且等级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在那些有退休金或养老保险收入的老人中,因退休前受雇于不同的部门而获得退休收入不同的现象普遍存在。目前,企业雇员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政府机关、公共事业部门雇员的退休金制度并存。这两种制度在制度模式、管理结构、筹资机制、收益计算和调整、受益资格条件以及支付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从企业退休的人员获得的养老金收入是社会平均工资的特定比例,而且这种养老金没有制度调整机制。而支付给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退休者的退休金则是以在职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为标准,且随着在职工作人员工资的增长而增加。
6.一名年轻女子在宝马车上吸毒后毒性发作,将车歪斜地停在马路中间。在派出所,面对警察的询问,女子则称“我爸爸是村长”。近日,一则“吸毒女秀宝马,我爸是村长”的视频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有专家认为,这次“我爸是村长”的雷人之语可以套用当今社会的流行词“拼爹”来解释。在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子女的贫富意识也越来越明显,这就造成了子女比拼各自的父母,如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等,这些人认为自己学得好、有能力,不如有个“成功”的老爸。
没有人愿意贫穷,但经过努力依然摆脱不了贫穷,才是不正常且令人悲哀的。相对于富二代来说,穷二代是指没能致富的工人或农民的子女,他们如今依然无法改变贫穷的命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而辛勤打拼,却始终无法到达理想的彼岸。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远没有营造出一个不同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机制,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远没有形成。官二代、富二代可以“拼爹”而得到自己想要的,穷二代却只能感慨命运不济,这无疑是不正常的。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社会已经形成了既有制度框架下的运行规则和利益群体。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进一步调整,既有政策的受惠者中有一些人由于担心失去已有利益,转而反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希望按照既有的制度、政策继续维护自己不断扩大的利益,导致改革动力缺失。而许多失地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员则因为难以占有资源和政策优势而逐渐失去向上流动的能力。这个意义上的阶层固化在本质上是大多数群体难以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获得公平的机会和公共服务的结果,是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固化。较长一段时间里,国家政策制定和落实更多还是按照工人、农民的阶级身份或者区域划分来安排的,较少专门针对某个阶层。这固然有利于维护公平,但是在利益分化加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粗线条的政策规划难免存在缺陷。
位于上层的利益既得者在权力和财产上占据着垄断地位,他们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的后代承袭着权力和财富。“官者”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多的就业机会,“富者”可以通过财富的传递,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富足的生活。如果随着社会的发展,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希望,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充满活力、充满希望。而现在,底层民众的希望几乎破灭,路是越走越窄,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无疑是相当危险的。
如果社会阶层继续固化,就会带来两大恶果,一是整个社会流动陷入僵化,长久下去这个社会将失去生机和活力,甚至出现断裂。二是对立情绪Et益激化,如果矛盾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关系随时可能擦出火花。阶层固化的社会是一潭死水,当底层民众失去改变命运的希望,当富裕被垄断、贫困被世袭,社会情绪的对立与仇视就难以调和,社会的稳定便难以维持。   
7.30多年来,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回过头来看,“效率优先”,我们成绩十分出色,而另一个目标——公平,却越来越远离了我们。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对于中国来说,不是未雨绸缪,而是势在必行。
收入差距源归何处?
差距之一:分配比重两个比重偏低,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都偏低,前者由l990年的53.4 0AT降到了2007年的41.4%,后者由1995年的67.3%降低到了2007年的57.5%。
差距之二:分配关系   
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大。我国收入最低行业与收人最高行业相差l5倍,最穷地区与最富地区相差2.68倍;少数企业高管薪酬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上百倍。
差距之三:分配秩序
一些用人单位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不少用人单位同工不同酬,津贴补贴名目繁杂、渠道混乱。据财政部门调查显示,单位之间最高福利与最低福利竟然相差300倍,一些要素市场收入分配失范等等。
《香港经济日报》的一篇文章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酝酿多年,但老百姓总感觉“雷声大,雨点小”,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事实上,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各个垄断行业的利益,阻力重重。
8.全国30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这无疑是2010年值得记录的一笔。自2010年2月1日江苏率先启动后,各地纷纷上调,幅度平均超过20%。调整后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为上海市ll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为北京市11元。尽管如此,不断攀高的物价依然引发普通居民对提高收入的强烈诉求,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成为普遍呼声。
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又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此前,收入分配改革工作一直在推进,但改革的总体方案却迟迟未能出台。可喜的是,2011年收入分配改革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其列为2011年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明确表示,“十二五”期间已经到了工资收入分配改革“必须破题”的关键时期。他强调,要“深化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形成合理有序的工资收入分配格局”。
在过去的5年中,我国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工资分配关系逐步理顺:建立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和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工资集体协商稳步推进,最低工资、工资指导线和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得到落实;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激励和约束机制初步建立。基本解决了国有企业工资拖欠的历史问题,全国共清偿工资665.4亿元,惠及职工1670多万人;2010年,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平均为870元,比2005年的平均484元提高了80%……
9.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事关全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十分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随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取得了不小成绩,从1978年到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约45倍,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46.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约35倍,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很突出,呈现出多年采取措施却长期未得到解决的态势……在不久前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些问题也被提上议案,成了政府的工作重点。收入分配不公是中国公众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但分配改革方案尚未正式出台,就遭到了国内舆论质疑。
也许是当前贫富差距太大刺激了公众的心脏,也许是收入分配制度存在太多的不公平,也许是那个该死的基尼系数“洋光”折射出了中国本土贫困中的富饶,此次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应乃至震荡。全体社会成员无不对此次改革寄予莫大的期望,从各种媒体反映出的社会情绪来看,人们的热望大大超出了本次改革能够给予的。似乎多年积累的种种有关收入分配的问题,_都可以通过这次改革得到解决,似乎此次改革可以给每个社会成员、每个经济阶层派发出大礼包。这不是一个好征兆,这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心理。我们必须呼吁每位社会成员应理性对待此番收入分配改革。当然,如果收人分配制度改革路径正确,那么它不失为一次值得人们期待的制改。 
三、作答要求
(一)阅读“给定资料3~6”,概括出其反映的主要问题。(15分)   
要求:准确、全面、有条理。字数不超过200字。
(二)阅读“给定资料7~9”,谈谈你认为其中所探讨的收入分配的问题与“给定资料3~6”中所反映的问题之间有着何种联系。(25分)
要求:准确、简洁、有深度。字数不超过400字。
(三)“给定资料2”画线部分提到:“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就是政府的良知。”结合给定资料,对于政府如何有良知地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提出你的见解。(20分)
要求:准确、全面、有针对性和可行性。字数不超过300字。
(四)请结合给定资料,以“民生之源”为标题,自拟一个副标题,写一篇议论文。(40分)
要求:(1)主旨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   
(2)结构完整,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3)字数在1000字左右。

简答题给定资料
1.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30分,广东佛山南海黄岐的广佛五金城里,2岁女童小悦悦在过马路时不慎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两度碾压,肇事车辆逃逸,随后开来的另一辆车直接从已经被碾压过的小悦悦身上再次开了过去,7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都对此冷眼漠视,直到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此事件引发网友广泛热议。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0时32分离世。
10月20 13上午,陈贤妹获得佛山市南海区文明办等有关部门分别授予的5000元和2万元的奖励。陈贤妹一开始表示拒绝这些物质奖励,但又担心不收钱背后有人议论自己“装清高”。最后,在众人的安慰和劝说下,陈贤妹收下了这笔钱。在奖励仪式上,记者抓拍了一张陈贤妹的照片,陈贤妹看钱的眼神,是路人看小悦悦的眼神。       
2.2010年12月15日下午1点多,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78岁的市委组织部老干部肖雨生在小区里跌倒,保安和路人无一上前搀扶。20多分钟后,儿子肖先生外出时发现,老人孤零零地趴在地上,额头磕破流血,鼻子紧贴地面。他拨打l20,救护车赶来抢救半个小时后,宣布其父死亡。   
益田村保安部负责人解释,不是他们冷漠,只是害怕承担责任,确实不敢前去搀扶,保安触碰了老人,老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说不清楚了。当时他们没有拨打120,但是有保安亲自跑到派出所叫警察。
2010年12月26日,杭州。61岁老太坠河,很多人目睹事故发生,72岁的老大爷朱阿毛以为救人轮不上自己,但等了3分钟,桥边聚集了近百人,却没人现身救人。“再不救就来不及了!”朱大爷急忙脱衣服入水救人。
3.救与不救,发人深省。“此前有法官判决搀扶老人过马路的大学生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当时就有人预言:以后谁还会再去搀扶受伤的路人?”律师拜金良一针见血地说,最近一再发生路人倒地受伤无人搀扶事件,就是这种预言的真实表现。有评论认为,“彭宇案”确实起到了一个标杆性的负面效应,让很多场合下一些本想伸出援手者退缩,但如果把所有冷血的举动及其意识深处“不要惹事”的心理暗示,均归咎于一个糊涂法官的判例,无疑夸大了个案的影响力。
知名时评员司马春秋表示,“小悦悦事件”中,18个路人其实并不值得批判。“这么多人都这样,恰恰说明这是一个社会现状。把板子打在这18个人身上,会掩盖对这件事更深入的反思。”司马春秋直指,此类事件根源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要杜绝这类事件,关键在于从政府层面给予保障,“交强险里有一项,是交通救助基金,但一直没有很好地启用。”
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曾德雄博士则认为,根源在于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的精神。知名律师朱永平提出,像见义勇为、见死不救等“道德立法”,都需要谨慎,“除了警察、医生有法定的义务救人,别的人都不算救护义务的特定主体。见死不救人罪现在还不成熟,可能会扩大打击面,得不到实际执行”。
4.美国有两项法律是要求和鼓励人们助人为乐的,分别是《救援责任法》和《善行法案》。《救援责任法》规定了特殊关系人之间的责任,比如消防人员、急救人员有责任救助危境中的公众,配偶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应相互救援,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州将此法律延伸到普通百姓,任何人都需要对求助的陌生人予以帮助。
《善行法案》保护的是施救人员,如果施救人员在帮助他人时造成被助者意外伤害,可以免除法律诉讼。
明尼苏达州将“见危不救罪”列入刑法典,如果在现场而不给予合理的协助,当事人将被以犯罪论处。在佛蒙特州发生这种情况,见危不救者也会被处以100美元的罚款。
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即使遇到需要急救的情形,原则上也不要轻易动手。一些州规定,发现陌生人受伤时,如果不打“9覆1”电话,可能构成轻微疏忽罪。
美国法律要求成年前必须掌握基本急救知识。幼儿教育的1/3是儿童对危险的认知和规避。  
美国还有一条专门法律《好撒玛利亚人法》,是为好人做好事量身定造的,可以避免其惹麻烦上身。“好撒玛利亚人”意为好心人、见义勇为者。
对于见义勇为,新加坡法律则完全站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上。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l~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该规定实施以来,新加坡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公民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时也免去了顾虑和担忧。
5.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说:中国人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莫谈国事”“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阴暗心理的形成,盖因缺乏人权之保障也。蝼蚁尚且偷生避死,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哉!
“不少人认为做好人难,因为做好事很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可预知的灾祸,做好人不但没有法律保障,反而会惹祸上身。于是,不想做好事的人继续冷漠,不敢做好事的人心安理得,想做好事的人考虑后果,敢做好事的人则凤毛麟角。”广东省人大代表刘伟全认为,这些挫折都折射了转型期社会道德失范、信任缺失、人与人之间关系扭曲的现实。
刘伟全认为,公民道德建设要落在制度的保障上,法律制度、信用制度等必须为做好事、做好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做“恶”者严厉惩罚;国家要制定道德奖惩制度,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提倡正义、鼓励正义、严惩恶行,尤其是对见死不救的,先以教育为主,恶劣的不仅要罚款,还要判刑。   
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副主任、中国好人网创办人谈方教授认为,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用立法来惩罚见死不救的人是有必要的。但他认为,当务之急不是立法,而是要守法和执法。“特别是严格执法,从搀扶老人的‘彭宇案’等可以看出,往往不是无法可依,而是不守法、有法不依,公平正义这个最后的屏障没有守住,让好人寒心。”法律上“谁主张谁举证”,但有些执法人员却没有坚守原则甚至不作为。“恶人冤枉好人,把好人挤到悬崖边去了,好人被迫举出证据证明自己清白,对反咬一口的恶人却没有追究责任。”我国现有法律中,本来就有诽谤罪、诬告陷害罪、敲诈勒索罪、侵害名誉权等条款,他建议要对事件中的恶人追究相关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使其不敢再诬陷、敲诈好人,做好人的风险也就自然地化解了。
6.如果你独自在一问屋子里,闻到好像有什么东西烧焦了,然后看到从门缝里飘过来一缕缕黑烟。你会怎么办?有人立刻会说快跑啊,打119啊……那么,如果你在一间大报告厅里,里面坐满了人,发生了伺样的情况,可是其他人泰然自若地该干什么还于什么,你又会怎么做呢?你得先东张西望犹豫一下,看看是不是自己的鼻子和眼睛出了问题,可能还得再掐自己一下,确定不是在做梦。
这就是著名的“旁观者效应”。上面就是John Darley和Bibb Latane在1968年前后做的一系列实验之一。那些“泰然自若”的人都是他们的托儿。他们发现在场的托儿越多,被试者反应越慢。类似的实验他们还做了好几个,比如让一个被试者和其他人通过电话交谈,然后电话的另一端假装癫痫病犯了。如果被试者知道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跟他通电话,他会迅速报告。你一定猜到了,如果他以为有很多人一起通话,就可能缓报或不报。心理学家们发现,人们常常要以别人为参照物来定位自己,通过观察别人来判断自己是否正确,所以这就导致了多人在场时,个体的反应会变慢。同时,每个人都以为别人会做,自己就不做了,或者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所以也就没有人报警了。这就是从众和责任分散效应。
7.南昌街头一群农民工合力抬起交通肇事车,为抢救车下受伤女孩赢得宝贵时间,这是2011年10月19日发生在赣鄱大地上的感人一幕。“他们的爱心义举不仅拯救了生命,感动了公众,更弘扬了社会道德与良知。”事情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众多中央级媒体关注采访,各界人士议论纷纷。
同样是飞来横祸,同样是十几名路人经过,佛山的“见死不救”与南昌的“见义勇为”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公众为佛山l8路人的冷漠揪心、灰心时,幸好还能被“南昌精神”温暖着、感动着。
8.近日微博爆料称,一位“北大副校长”对学生说,“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要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这种被网友誉为“撑腰体”的表态在网络上流行。北大的“撑腰体”一出,多个版本的“撑腰体,,也迅速出现并掀起一股网友造句风潮。
一些专家认为“撑腰体”实际上是“扶德体”。我们是要“扶起摔倒的道德”,道德有了社会力量的靠山,个体没有了行善风险,没有了后顾之忧,自然可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类似的表达不单停留在网友的调侃上,而大有成为全民版本的趋势。成都一家公司就贴出通告,鼓励员工在老人跌倒后主动去扶,并承诺“扶出问题”由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合肥一些律师表示愿意组团为扶人者提供免费法律支持。
9.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六部门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已于近日揭幕,54人分别荣获“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道德模范称号。自2007年以来的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中,全国累计有2.87亿人次参与评选投票,共推荐候选人ll.28万名,其中90%以上是普通工人、农民、社区居民、学生和军人。主办部门通过广泛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等活动吸引群众参与,而且开通报纸、网络、热线电话、电子邮箱等多种渠道,方便了群众的推荐、投票和监督,扩大了活动的覆盖面,提高了群众的参与度,同时也扩大了道德模范的影响力。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郭明义自从开通了新浪微博后,人气直线上升,排名已经进入前100名,“粉丝”达290万。
中央有关部门和各地采取了切实措施,对道德模范给予帮扶,对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给予经济上的帮助。3年以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共拿出415万元,直接帮扶了42名全国道德模范,还协调帮助道德模范解决就业、上学等方面的困难。各地以奖励、补贴、捐助等形式资助各级道德模范达3.3万人次,帮扶资金为1.19亿元,让道德模范享有崇高礼遇。
10.10月25日,广电总局正式发布“限娱令”,要求上星卫视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黄金档娱乐节目每周不得超过两档。各台必须设一档道德建设类节目。各省级卫视负责人表示,将遵从指示调整节目安排。
广东省搭建网络互动平台,以南方网为主要支持网站,链接各地级市区域网站,围绕社会道德建设的重点、热点、难点,组织网络大讨论、网络大讲堂、网上评先进、网络知识竞赛等活动,使广大网民尤其是青少年关注道德建设.参与道德建设。他们依托手机开辟学习平台,每天早晨免费为移动用户发送“名言警句”“经典广东”“开心一刻”,利用手机电视、彩铃、新闻早报等形式,潜移默化地进行现代公民道德教育。   
河北农业大学作为百年老校,始终把“青年兴则国兴,青年道德高尚则社会稳定发展”当做工作的目标。他们将继承太行山精神与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结合起来,通过图书、影视、讲坛等形式,让太行山精神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形。
11.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发现老年人跌倒时应进行有效的处理。卫生部于2011年9月6日公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提出,如老人意识不清,在场者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有外伤、出血的情况,应立即止血、包扎;有呕吐情况,应将其头部偏向一侧,并清理口、鼻腔呕吐物,保证呼吸通畅;发生抽搐,应将其移至平整软地面或身体下垫软物,防止碰、擦伤,必要时在牙问垫较硬物,防止舌咬伤,不要硬掰抽搐肢体,防止肌肉、骨骼损伤;如呼吸、心跳停止,应立即实行胸外心脏按压、口对口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如需搬动,应保证平稳,尽量平卧。
同时发布的指南还有《儿童道路交通伤害干预技术指南》《儿童溺水干预技术指南》《儿童跌倒干预技术指南》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伤害预防室副主任说:“遇到老人跌倒时,既能勇于伸出援手,又能科学救助,才可最大限度地减少老人跌倒造成的死亡和伤害。”   
12.2011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作答要求 :
(一)“给定资料1”画线部分提到:“陈贤妹看钱的眼神,是路人看小悦悦的眼神。”请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20分)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200字。
(二)结合给定资料,请谈谈对待“社会冷漠症”,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作出努    力?(30分)
要求: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不超过350字。
(三)“给定资料7”中提到“南昌精神”,请你结合给定资料,以“弘扬南昌精神”为题,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50分)
要求:思想深刻,观点明确,结构完整,语言流畅,1000字左右。

简答题给定资料
1.深圳聚成企业管理顾问公司董事长刘松琳昨天通过微博爆料称,其一位朋友近日在 LV店花8000多元购买了一件衬衣,但第一次只穿了几个小时,没有洗,就发现破了一个洞。更郁闷的是,他发现在衬衣其他完好部位用手轻轻一撕也会裂开。随后,其朋友前往购买衬衣的店铺进行交涉,发现还在架上销售的同款衬衣也存在同样情况。对此,LV店员称是“特别工艺”,建议换产品来解决问题。   
刘松琳同时上传了一张动态图片。从图片上看,其朋友购买的是一件红蓝格纹的长袖衬衣。用双手拉扯衣服完整部位,衬衣马上就撕开了一个口子,裂口大小接近一个格子的长度。    刘松琳甚至还在微博中调侃了自己体验“撕裂”LV衬衣的感受,“一开始很忐忑,毕竟是人家花8000 多元的穿了几小时的衣服,小心翼翼、轻柔地撕开衬衣的一刹那,真有初吻般的感觉。”他还表示,用几乎同样的方式和力度扯,衬衣甚至还没有A4纸结实。
记者联系刘松琳获悉,其朋友的衬衣购买于华润万象城LV专卖店。记者希望采访刘松琳的朋友,他询问了其朋友的意见,称暂不方便接受采访。   
记者随后致电该店铺,向店员了解交涉情况及处理结果。LV接电话的客服人员向记者证实,确有一位先生购买了这样一件衬衣,事情正在处理中,但拒绝透露任何详细情况。同时要求留下记者的单位、姓名、联系方式等信息,并表示将由相应的公关部门主动与记者联系,解释事情过程。   
记者于2012年3月13日中午致电LV中国区公关部相关负责人谭先生,他表示已获悉这一情况,公司方面也已经与顾客进了行交流。但事情的解决还需经过公司的相应流程。至于衣服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谭先生仅表示,LV已就此向巴黎的质_titan部门进行咨询,将征询其专业意见。他一直强调,“可以确定,LV最终一定会给顾客一个满意的答复”。
13日下午,记者来到华润万象城LV专卖店,发现在一楼男装部的货架上,已经没有了微博中“一撕即烂,,的格纹长袖衬衣,只有两款类似款式的短袖衬衣和花格风衣。LV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款式的衬衣属于Fashion Show产品,是今年的新款。其中,长袖衬衣的售价为8790元。   
记者询问同款式长袖衬衣为何没有在货架上销售,“我们没有这个货了。”店员回答说。记者随后再三询问该款何时到货,为何缺货等问题,这位店员的回答依然是“我们没有这个货了”,言语十分谨慎。不过,该店员也热情地要求留下记者的联系方式,以便有货时通知。
而刘松琳l3日下午发出微博称,其朋友透露,该款衬衣已经“返厂”了。
花8000元买了件“一撕即烂”的衬衣,这样的消费经历在微博上引发网友围观,并纷纷留言评论。一些网友指出,包括LV在内的奢侈品牌,在国内已多次曝出产品质量问题。这些产品价格高昂,质量本应绝对过硬,但现状却与消费者的看法背道而驰,这着实让人为大牌的未来发展担忧。网友“grace—n—liang”表示,“LV名牌都不堪一击,消费者的信任、信心从何谈起?品牌忠诚度都是浮云!”
更多的网友则针对店员“特殊工艺”的解释给予抨击。“毛毛豆儿佳”表示,“大牌纯粹只是卖名声,不敢奢求质量……买到质量差的‘真货’只能‘自认倒霉’,就算投诉,商家也会以各种说辞来推搪”,奢侈大牌的售后服务让人伤不起。
网友“熊猫武装”则呼吁,“请质检和工商部门加强对进口商品,特别是进口奢侈品的监察和处罚力度”,以抵制奢侈品牌销售价高质低的产品,维护消费者权益。
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称《消法》)实施已届19年,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依然还会面临投诉无门、诉讼无果、索赔无力的尴尬境地。正值舞象之年的《消法》需要拿出真正有效的措施,展示法律维权的利齿,而非惯常的小修小补。
1993年10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尚台,这是我国第一次以立法形式全面确认消费者的权利。这部法规明文规定:“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晶,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
在这部法规中,消费者的隐私权、选解权、知情权、人格尊严等都被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畴。
时过境迁,面对新的社会环境,这部曾经启蒙了中国消费者权利意识、法制意识的法律在履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使命时,已有些力不从心。这就使得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却发现手中的护身武器已锈迹斑斑、迟钝不堪。且不说受到侵害难免,就连如何讨回公道心中都没有底。   
针对在新形势下《消法》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和人们在利用《消法》维权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惑,记者采访了民商法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刘俊海研究员。他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的领域也在不断地扩大,新型的消费方式在不断地产生,人们已从简单的生存型消费过渡到发展型、享受型,甚至是奢侈型的消费,文化、娱乐、美容、健身等消费支出占人们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然而在这个时候却出现了《消法》适用范嗣缩小的趋势,一些行业为了回避《消法》的监督,试图以“特殊”为名,把自己划在《消法》的调整范围之外,这是很不正常的,《消法》的适用范围应该随着消费领域的扩大而不断扩大,它应该可以规范所有消费领域中的行为。《消法》是一个基本法,它是调整经营者与非经营者之间关系的法律,其他的相关法律法规是对它的补充,因此不存在《消法》的规定不适用的问题。   
3.“一年多来,电子商务的发展可谓风生水起,网络购物更是呈破竹之势。网购、团购成为消费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使得随之而来的电子商务投诉愈演愈烈。”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表示。
“网购商品的价格比实体店便宜,难道就意味着服务也要打折吗?”这是微博中消费者热议的话题之一。消费者希望购买商品时得到同样的服务,但面对日益壮大的网购行业,电商们却显得力不从心。
近日,京东商城与奢侈品牌施华洛世奇就因商品授权问题产生纠纷,其结果直接导致部分消费者无法获得正常的服务。
施华洛世奇(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对外宣称:“公司目前为止没有在中国地区内授权任何网站销售施华洛世奇的产品。”并表示,对于网上一切侵权或非法销售施华洛世奇产品的行为,会考虑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
面对线下品牌商的“发难”,京东商城强势回应,京东商城网站及旗下360top网站上所销售的奢侈品均来自正规渠道,供应商及品牌厂商均具备合法资质,商品手续完备并带有正规商业发票。
与此同时,施华洛世奇相关负责人宣布,施华洛世奇的中国产品保修只面向拥有产品保修卡和销售小票,并且是在实体店购买的产品。这意味着,在网上购买的施华洛世奇产品无法在实体店获得保修服务。而电商方面却丝毫不为所动,包括京东商城、淘宝在内的国内主流电商平台仍在打折销售施华洛世奇产品。
事实上,京东之所以有恃无恐,正是因为现行法规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网络销售的正牌产品遇到问题时,电子商务销售者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一方面奢侈品牌在极力保持其高端的形象,另一方面电商却打破了其品牌原有的价格神话,持续打低价,占据了有利的价格优势。因此,奢侈品牌才与电子商:务频频交火,而在双方互不退让的交锋中,通过网络平台购物的消费者,却成了被殃及的对象。
“最近几年,像京东一样B2C类型的商城,本身既是交易平台又是商品卖家,受到网购消费者的投诉比较多。如果京东商城等电商企业出现假冒产品,消费者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但电商因销售正品与线下品牌商发生矛盾,损失权益的消费者却很难在法律上找到依据。”阿拉木斯对记者说。
同时,电商与消费者在网络交易中地位不平等,导致电商诚信缺失的现象,也让消费者颇有微词。如何让自身权益得到电商的重视成了消费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委员赵占领看来,这主要是由商家的违法成本过低造成的。与商家所获得的利益相比,对消费者的赔偿根本无足轻重,起不到惩罚违规商家的作用。而多数消费者出于种种考虑,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并没有积极采取法律手段维权,间接导致电商违规变本加厉。
“增强网购违规打击力度,让消费者通过集体起诉获得相应赔偿,而且赔偿能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等手段得以保证,才能让电商意识到违反诚信原则的风险与成本在增加,单方面撤销订单等行为,不仅会导致经济损失,也会造成商家信誉度和口碑的下滑。”赵占领说。
北京市律师协会信息网络与电子商务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德成也对记者表示,要想解决电商企业在网购中诚信缺失的问题,不仅需要加强对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建立相应的信用约束机制,更需要细化现有的法律法规,出台操作性强的行业规定,可以考虑将企业的信用评级与可享受到的政策优惠挂钩,让电商真实感受到缺失诚信带来的负担。
4.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维权成效不断显现。据全国各级消协组织最新统计显示,2011年,我国各级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60万件,同比下降8.9%,解决57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8亿元,同比上升19.1%。
但是,另外一个事实是:2011年一家网站调查显示,63.817%的接受调查者面对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选择了“默默忍受”,成为“沉默的羔羊”。
5月底的一个周末,夜幕降临之后,记者来到长春市人民大街上的一家电影院。买票入场后记者发现,影院内已是座无虚席。在电影放映的一个多小时里,影片数次被人为中断,插播进影院的新片放映广告。影院的这种做法引起观众的不满,一些人找到值班经理反映情况。然而,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观众们许没有向消费者协会或文化部门投诉,而是自认倒霉地气愤离去。
记者的朋友杜先生在长春市宽城区某科技城购买了一套电视连续剧《闯关东))DVD光盘,回到家中观看时,发现有两张光盘出现卡碟现象,无法观看。记者了解此事后让他去退掉光盘,杜先生却说:“百八十元钱的东西,犯不上过去费口舌,算了,我认倒霉了。”事后记者了解,杜先生购买光盘时,没有向商家索要发票。
高校的大学生是文化消费的主要人群之一,他们在文化消费中遇到侵权行为时为何不向消协投诉呢?日前,记者找到了答案。
近期,有多所高校的学生主动来到吉林省消协,请消协的工作人员到校园内进行消保维权知识讲座。在吉林省消协投诉部办公室内,吉林大学材料学院一位大二女生告诉消协工作人员:“说出来可能你不相信,我们班的很多同学不知道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知道‘3·15’是什么日子,还有的同学买到假冒伪劣商品后不知道该向谁投诉。”另一位男同学王某说:“大学里老师不讲有关消费维权的知识,也难以买到这方面的书籍,因此,同学们的维权观念比较淡薄,购买商品时不知道索要发票。即使有的商家主动给了消费凭证,也不知道很好地保存。”日前,在长春市文化广场、重庆路等地段,记者就“在文化消费遭侵权时是否会选择投诉维权”这一话题,随机采访了30位市民,有24人表示不会到消协投诉,原因是“太麻烦”;有4人担心投诉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有两人表示想到过要投诉,但不清楚维权时应该找文化部门还是找消协。令人担忧的是,大多数消费者表示,在文化消费时没有索要发票的习惯。
5.检测眼镜要上千元,木质家具检测质量问题得先锯下一块……近两年来,人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但是维权成本过高,却让维权路举步难行,几十元买的东西,动辄上千乃至近万的检测费用,成了维权路上盼一只“拦路虎”。
沈阳市市民张女士来到某报“3·15”维权大会,“我在铁西一家眼镜连锁店给孩子配了副近视镜,考虑到孩子眼睛近视度数较高,就选了相对较好的双非双抗超薄镜片。刚好商家在搞活动,眼镜片和眼镜框都可以打8折,眼镜片是‘舒曼双非’。原价1080元,打折后864元,眼镜框也由395元打折到316元。”张女士说,一副眼镜配下来花了1180元,可拿到手孩子却说镜片并不超薄,舒适度也和以前二三百元的眼镜没什么区别。
张女士立刻回忆起来,当时挑选完镜片,眼镜店的工作人员就直接拿到后台,至于最后自己拿到手的眼镜镜片是不是最初选的,的确让人有些怀疑。“不是有过眼镜片在打磨过程中被调包的报道吗?他们给你出示的是一种样式,而真正给你打磨时大多都在打磨室里,我们一般看不到,这就很有可能调包。”再看一下手中的收据,上面只写着“数膜”。.
“我想知道这眼镜上眼镜片是不是自己选定的,可只有通过专业部门检测才能得出结论,一问检测费用,单项还要二三百元,瞳距、折射、色彩等全下来要1000多元。”张女士说,一二百元还能承受,如果检测费已超过眼镜的价格,那就得不偿失了。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遇到消费纠纷,会采取措施的消费者比例为58.5%,有超过四成的消费者未采取过任何措施。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在遭受了不合理的对待后采取了冷淡的态度。这其中有50%的群体是因为维权成本太高而放弃了权利。消费者最担心的是在已经遭受了不公待遇后,纠正这种不公待遇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权衡,放弃了权利。这也反映出“维权成本”是当前维权行为中最大的障碍。
此外,“不看好结果”与“维权程序太复杂、麻烦”分别获得了l7.5%和l7.1%的选择比例。“不看好结果”反映的是维权的信心,而“维权程序太复杂、麻烦’’反映的同样是维权成本。此外,“不清楚维权方式”和“维权举证困难”的选择率分别是7.4%和5.8%,这两点反映的是维权手段的缺失。维权成本、维权信心、维权手段是消费者维权过程中顾忌的三大因素。
“记者随机采访了30名市民,他们对于付出这么大精力去争取赔偿的做法并不认可。“为了一点事就上法庭,感觉像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还不够麻烦的呢。,,市民刘先生说,“这种事情一般不会碰上,如果碰上了就自认倒霉。”孙女士则说:“出现纠纷费劲巴力地检测,证实了产品确实存在问题,厂家也承认了产品不合格,但多数也只能换货或退货,没有赔偿。即便花钱请律师与厂家对簿公堂,官司赢了,也只能获得商品的双倍赔偿。,,
6.2012年5月1日凌晨,郑州至乌鲁木齐HU7816航班因天气原因延误,乘客朱某因不满航空公司安排,一时情绪激动,将一铁制隔离墩砸进柜台,并跳上售票柜台以暴力方式将某航空公司柜台的广告牌损坏,造成该航空公司柜台无法正常营运。机场公安机关首次依据《扰乱机场秩序》依法对“暴力维权”的朱某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面对航班延误,乘客如何正确维护自身衩益?航班延误赔偿又存在哪些缺陷?
遭遇航班延误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家常便饭。中国消费者协会联手民航局运输司公布的2011年航空服务消费者调查报告显示:有超过七成的消费者遭遇过航班延误。对此,郑州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机场除了在值机区域、登机口利用航显、广播、告示牌等方式向旅客告知有关航班延误信息外,还计划通过网站、电话、短信、服务热线等手段通知旅客。根据民航规定,航班因天气原因造成延误,航空公司是免责的。郑州机场公安提醒广大旅客,因航班延误维权,维权方式要得当,合理合法,切忌“过度维权”。
据了解,2004年中国民航总局出台的《对国内航空公司因自身原因造成航班延误给予旅客经济补偿的指导意见(试行)》规定,航空公司因自身原因造成航班延误,应根据航班延误4小时(含)以上不超过8小时、延误8小时(含)以上不同延误时间的实际情况;对旅客进行经济补偿。
一个“实际情况”使得各航空公司对赔不赔、赔多少都分别制订了各自的标准,造成航班延误的赔偿很难有统一标准去参照。“目前我们缺少获知信息的平台,发生纠纷后让消费者举证很困难。”郑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徐苏建议,可以先由一个不属于任何航空公司的蘩三方机构设立一个信息查询的平台,第一时间告诉消费者航班延误的原因、时间等信息,从而保障消费者举证维权。
7.你是怎么看消协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在相关政府部门那里,记者却碰了个软钉子。政府部门:消协管不了我们两家都曾因涨价问题收到过消协发的质询函的政府部门,像商量好的一样,工作人员没有人愿意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私下,一位工作人员说,作为消费者,她本人非常尊重消协的工作,但是作为政府的工作人员,她只能听上级的,消协不是行政机关,“它发的东西管不了我们”。
一位政府部门的干部认为,消协就是工商局接待投诉的部门。问他消协的哪一项工作让他印象很深,他想了好半天,“好像没有”。说着,他自己乐了,“我倒是知道有一位中消协的领导买房时碰到霸王合同去找开发商,开发商连他都不理呢!”
厂家:纠纷自己能解决,用不着消协北京梅塞德斯一奔驰汽车有限公司一位销售部经理说,我们和用户之间的纠纷都能协商解决,一般用不着消协。
北京一家与消协发生过不愉快的装饰公司的负责人说:“虽然和消协发生过不愉快,但我们也不敢说消协的坏话,我想多数厂家都如此,没事得罪消协干什么。”
消费者。消协总的来说还行,就是有时有点软
“消协,就是教人怎么维护消费权利的组织嘛。”出租车司机张先富边开车边解释,“每年‘3·15,都上街摆摊咨询,发些宣传资料什么的。”
几天前刚刚通过消协解决完与商家纠纷的刘女士特别感谢消协:“消协就是我的靠山。”刘女士说,她自己跟商家交涉时,对方态度特别强硬,消协的人一去,对方就老实多了。后来,不但给退了货,还上门赔礼道歉了呢。
买了一套劣质家具要求退货和赔偿的孙大爷说,消协的工作人员不知找了那个家具厂多少次,人家根本不当回事。“要是再多给消协点权利,让厂家怕它就更好了。”
作答要求   
(一)给定资料中反映了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种种问题,请你对这些问题进行概括和归纳。(20分) 
要求:准确,全面,有条理。不超过250字。
(二)“给定资料2”中提出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新形势下面临诸多    挑战,请你根据给定资料谈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修改。(30分)
要求:内容具体,表述清晰,符合实际。不超过300字。
(三)结合给定资料,以“促进和谐消费”为主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50分)
要求:(1)中心论点明确,有思想高度;
(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


 (3)语言流畅,10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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