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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新组建的山东军区成立，罗荣桓担任司令兼政委，黎玉担任副政委。山东的一些同志有意见，认为黎玉在山东经营多年，完全可以担任政委。对此黎玉说道：“我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 在黎玉的鼎力协助下，罗荣桓的工作顺利开展，到抗战尾声阶段，山东根据地已经是地盘最大、兵力最多的抗日根据地。

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举行，黎玉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抗战胜利后公推为山东省政府主席，这是我党领导下的首个省政府的首任最高长官。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地位崇高的大人物，却在建国后默默无闻、错失军衔，时至今日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

土改蒙冤被批判

1945年，中国取得抗日战争全年胜利，经组织决定，新四军北移山东，山东分局改组为华东局，饶漱石担任书记，黎玉担任副书记。饶漱石到山东不久即被调到北平工作，后又赴东北，直到1947年1月才返回山东，然而很快和黎玉产生了分歧。

在饶漱石离开山东的这段时间里，黎玉作为华东局主要领导人主抓山东地区的土改工作。黎玉《五四指示》的精神，制定出《九一指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却成为饶漱石批判他的突破口。

饶漱石联合康生，批评黎玉执行的是“富农主义”，走的是“富农路线”，为黎玉扣上了“富农主义”、“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等帽子。

黎玉对饶漱石的做法不能接受，他当面质问饶漱石：“当初在白区王明就是用‘富农主义’，你们说山东搞的是‘富农主义’，那你说说‘富农主义’到底是什么？”

抗战胜利后，山东一位年轻干部在布置会场时自作主张贴了一张宣扬黎玉的错误标语，由于发现得早，这条标语在会前被拿掉了，参加大会人员于是也没有将这个标语当回事。饶漱石回到山东听说了这件事，就拿出来大做文章，在与山东军区各位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人家到处挂黎玉的像，喊黎玉万岁呢！”

黎玉听后非常气愤，找到饶漱石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什么地方发生的，一起去看看。饶漱石没有证据，一时说不出话来。

关于此事，陈毅元帅在建国后有过发言，他说关于在山东反黎玉的斗争，暴露出饶漱石抹杀历史、吹嘘自己的本质。党中央并未对黎玉的问题进行公开揭露，饶漱石作报告时只讲他是如何发现、如何组织斗争、如何处理的，说成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大谈其成功经验。

面对饶漱石的无端指责，山东一些干部要求黎玉一定撑住，甚至希望黎玉能够到延安把问题说清楚，当面对质，不要和稀泥。然而黎玉并没有那么做，只是在华东局负责人的小组会议上进行了申辩，并且违心地作了检查，接受着对他不公平的批判。

在饶漱石等人的打压下，黎玉除了负责支援前线作战的任务，其他一切职务被停止。虽然觉得委屈，但黎玉以大局为重，没有丝毫怨言。

1949年3月，黎玉离开工作13年的山东，跟随华东局南下，从济南战役到宁沪杭战役，他一共动员173万民工，指挥输送粮食8亿多斤，被服36万余件，其他各类军用物资5300余万斤，有利支援了解放军作战，为全国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未参与授衔，给子女留下遗训

1949年新中国成立，黎玉仍然背负着“富农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沉重包袱，转任地方工作。担任上海市委秘书长期间，他的上司正是和他不对付的饶漱石，彼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在饶漱石的手下工作，黎玉自然更难过了。1952年，黎玉被撤销秘书长的职务，到市委劳动工资处当了一位处长。

从主政一方的领导人到一位小处长，黎玉经历大起大落，但仍一如既往地做好分内的工作，作风清廉，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1953年，有地方生产建设经验的黎玉被调到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55年授衔时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一职，因此也错过了大授衔。否则按照他的资历，被评为上将绰绰有余，甚至可能被评为大将。

1986年，等来一纸清白证明的黎玉在北京病逝。他给8个子女留下两条家训：第一不从政，不当官，第二不经商。子女恪守家训，无一人经商从政，都是普通的劳动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