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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员干部队伍在大别山地区的规模发展，锻造了大别山精神形成的先锋力量。在锻造大别山精神的主体中，人民军队、群众团体以及普通的革命群众应当说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有一个群体尤其重要，他们在大别山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发挥着引领的作用、榜样的作用、主心骨的作用，他们就是锻造大别山精神的先锋力量——共产党员及党政军团干部群体。

1.党的创建与大革命时期。在党员发展方面，鄂东在党的创立时期约有20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0年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在最初的7名党员中，来自鄂东的就有5人，分别为黄安县的董必武、张国恩、赵子健和黄冈县的陈潭秋、包惠僧。这一时期，在武汉中学、省立一师、启黄中学、省立女师、第六中学、共进中学、中华大学、师大附中等学校读书的鄂东籍学生，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培养和教育下，纷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武汉地区的党团组织，加入党组织后的这些青年学生很快又返回家乡成为在当地发展党员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军。根据《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文献材料记载，黄冈、黄梅、黄安、麻城、蕲水、蕲春、罗田7县到1927年5月，党员总数达到了1356人。[]

在豫南，经过长期的宣传发动,1926年10月,共产党员陈孤零、尚伯华、郑新民等在罗山城关建立了中共罗山特支，"到1927春已发展党员30余人，建立了郊区、九里、青山等5个党支部。"[]

皖西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是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语罕，他早在1920年秋就加入了党的组织。在他的影响与带动下，皖西一大批青年才俊相继加入了党的组织，仅1921年7月至1924年底，皖西地区就有30多人分别于上海、武汉、广州、寿县等地加入党的组织。从1924年至1927，大革命期间，皖西地区又有50多人在外地入党，这些党员回乡后，进一步推动了皖西地区的党组织发展，党员规模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革命失败后，鄂豫皖边区的工农运动遭受到严重挫折，在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及残酷镇压下，一大批共产党员及工农运动的干部遭受杀害或退党。八七会议召开后，鄂豫皖边区的党组织，分别遵照湖北、河南、安徽三个省委的相关指示，一方面寻找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党员，一方面又结合新的斗争任务、斗争形势，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在鄂东，"到1929年5月，黄安县党员发展到800余人，…。麻城县党员发展到700余人，…。孝感县党员发展到180余人。"[]在豫东南，到1929年2月，党员发展情况为："商城县373人，固始县200余人，罗山县100余人，光山县50余人，潢川县40余人。"[]在皖西，到1928年10月，仅六安、霍山、霍邱三县的党员就超过了300人。由此可见，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这一时期鄂豫皖大别山地区，党员规模扩展很快。到1930年1月，鄂豫边区仅黄安、麻城、光山、罗山四个县统计，党员发展到1862人。[]皖西的六安、霍山、霍邱、英山、寿县、合肥六个县党员发展到1500之谱。[]1931年5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后，连同红军的党员，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党员规模一度发展至23000余人。后来随着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鄂豫皖中央分局率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大别山区，斗争的失利再加上内部"肃反扩大化"的影响，根据地党员规模锐减，到1933年9月，鄂东北各县党员已不足200人。1934年11月，鄂豫皖省委率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及其艰难的条件下，党的组织有所恢复，党员也曾达到千余人。

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随着鄂豫皖三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根据地各项事业对干部的需求不断增加，缺乏干部的问题非常突出。这一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干部的来源主要是中央选派以及本地培养，但中央选派的只能是少数主要领导干部，大量的干部都是在本地选拔培养的。本地干部的培养一方面是通过不断斗争实践选优培养，另一方面办训练班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鄂豫皖苏区举办干部训练班，在苏区鼎盛时期遍及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各县，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其中规模较大有新集列宁高级学校和彭杨军政干部学校。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级学校在校学生最多时有200余人。彭杨军政干部学校即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起初在红安县的七里坪创建，后迁往新集，主要培养红军排、连、营军事干部。从1931年2月创办到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彭杨军政干部学校共培养超过700名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