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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皖西地区，1945年10月，舒（城）桐（城）潜（山）工委正副书记张伟群、杨震率领的游击队在桐城蒋铁乡孙家湾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皖西工作委员会，隶属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之后，工委以桐城、潜山、舒城3县边区为中心，向周围发展，"至1947年春，建立了中共舒（城）六（安）、潜（山）太（湖）、岳(西)北3个县委和桐（城）庐（江）、庐（江）北2个工委。"[]

1947年8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进入大别山后的行政区划和党政军组织的建设问题，并发出了《关于创建巩固的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决定将鄂豫皖边区分为豫东南、鄂东、鄂皖、皖西4个工作区，后因为斗争形势的变化，取消了鄂皖区。10月12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发出《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决定在原三大区的基础上，撤销归并，建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委。"至11月，随着鄂豫区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建立，5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所辖各县党政军组织均已建立。"[]同期，皖西解放区的创建工作全面展开，11月中旬，中共皖西区党委在岳西县正式成立，到11月下旬，中共皖西区党委先后建立3个地委及专署、军分区等。

1948年春，刘邓大军主力奉命转出大别山，面对国民党对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全面进攻，中共鄂豫、皖西区党委，在政治、军事方面采取重大措施，充分调动党政军民各方面积极因素，开展英勇顽强的反扫荡反清剿斗争。

（二）党的组织体系在大别山地区的深入发展，汇聚了大别山精神形成的主体力量。从党组织的发展来看，大革命时期，党的基层组织确立最初定为组（二大党章），后改为（三大党的章程）小组，党的"四大"将支部规定为党的基层组织，党的"五大"明确了党的领导权地位，加强党的基层组织——支部建设,"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进一步将党的组织体系划分为：中央机关、省的组织、市及县的组织、区的组织、党的支部。"六大"通过的党章，将党的组织体系划分为党的支部、区委员会、县或市委员会、特别区（几县或几省交界区域）、省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七大" 通过的党章提出了"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的支部"，并规定"在数省或几个边区范围内，得成立中央局与中央分局。"在鄂豫皖大别山地区28年的革命斗争期间，党的组织从未间断，党的组织系统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有非常完善的时期，建立的组织有党的中央机关、省的组织、市及县的组织、区及党的支部等，也有党的组织遭受重大损失的时期，根据地严重萎缩，党的组织大部分转移或被取消。正是党的组织在鄂豫皖大别山地区的以非常完善的体系性的存在，才汇聚了大别山地区广大的党政军民，他们紧紧围绕着党的组织，在一个个党的战斗堡垒中，排难创新、不胜不休，创建了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四度辉煌"[]。

1.党的创建与大革命时期。到1927年7月前后，可以说党的组织在鄂豫皖边区得到了非常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从最初的小组到支部、特别支部、地方执行委员会、县委会等，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探索建党时期的总体要求，也有鄂豫皖边区结合自身特色推动地方党组织发展的具体实情。但总体来看，整个鄂豫皖边区，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实现了党组织在县域范围内的覆盖，形成了县委、区委以及支部等非常完善的基层组织体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工农运动。在各级党组织的带领下，从1926年到1927年5月，黄安、麻城、黄冈、信阳、商城等近15个县先后成立了县农民协会或筹备处。"据不完全统计，下辖区农民协会153个，乡农民协会2149个，会员达106.8万余人；皖西各县虽未成立县农民协会，但区、乡农民协会大多成立，每区会员均有1000人左右。"[]其中，仅鄂东北地区农协会员就超过70万人，单单黄安麻城两县就超过18万人。[]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鄂豫皖边区的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等亦开展起来了。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成千上万的工人、青年、妇女纷纷聚集在党的周围，一起汇成了鄂豫皖边区革命斗争的洪流，也形成了这一时期大别山革命斗争的主体力量。

2.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大别山地区曾创建了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革命势力控制的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50万，建立起了红安、麻城 、黄冈、罗山、光山、霍山、霍邱、舒城等26个县的县级革命政权，在根据地建设达到鼎盛时期的同时，党的组织系统也达到了最为完备的时期。形成了鄂豫皖中央分局、鄂豫皖省委、豫东南道委、鄂东北道委、皖西北道委等党的组织，道委下辖若干中心县委，中心县委下辖若干县委、县委下辖有区委、支部等，应当说形成了完备的地方组织系统。自1930年2月到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大别山根据地先后建立县级党组织56个。这一时期，大别山区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党的各级组织的带领下，积极参军参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鄂豫皖大别山区革命斗争的洪流中。据记载，1931年"五月上半月中，黄麻曾动员了二千以上的农民参加红军"。[]"从一九三一年春到一九三二年春一年的时间内，罗山县参军的达五千余人，商城参军的三千余人。"[]"一九三二年四月至五月，在苏家埠战役中，皖西地区的群众掀起了参军支前热潮，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和夫子、兄弟以及广大妇女争当红军的动人情景。"[]正如中共中央巡视员何玉琳（四川人）1929年向中央汇报所讲，"他们临时集合加入和我们一道作战，或在后方两旁不断地大声吆喝助威，响应（彻）山谷，敌人是最怕这吆喝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