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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实历史”的强调，是蒙古族知识分子塑造“民族意识”的重要手段。譬如20世纪最极端保守的“大蒙古主义”者德王，始终将“民族复兴”作为己任。

他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自居，宣称要继承先祖“成吉思汗之业绩”，振兴统治整个蒙古。1940年8月，在张家口举行的“蒙古王公会议”通过的纲领的第一条，就是 “缅怀太祖之伟业及发扬其传统精神，谋求民族之复兴”。

二

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方各省接连起义，并纷纷通电宣告“独立”。面对清朝大厦将倾的局势，受到皇室恩宠的蒙古王公精英们，为了挽救清朝而不断奔波。

1911年12月24日，在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博迪苏等驻京蒙古王公的主持下，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联合会”成立不久，由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多尔济帕拉穆、博迪苏4人牵头，内外蒙古24名显赫王公世爵署名，以“蒙古全体代表”的名义，致函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表示内外蒙古仍然忠于清朝，要求袁世凯不要向南方革命党让步。

与此同时，驻京蒙古王公还以“内外蒙古十盟部一百三十五旗”的名义，由科尔沁图什业图、达尔罕、卓里克图三亲王及喀尔喀三汗并赛音诺颜亲王等联合署名，致电当时南北议和的民军代表伍廷芳，表示维护清朝、反对共和、攻击革命党人是“狭隘民族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由隆裕太后主持召开的一系列 “御前会议”中，除了皇室近支王公、袁世凯或其代表以外，还有那彦图等几个蒙古王公中的主要人物。

当袁世凯内阁代表提出“在天津另组临时统一政府”时，遭到了“满、蒙的王公亲贵的一致反对”。蒙古王公们认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

在清朝大势已去的同时，民国政府的政治纲领也做出了调整，即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修正为“五族共和”。另外，孙中山、伍廷芳等人分别致电蒙古王公，晓以“五族共和之大义”，规劝他们拥护民国。

譬如1912年1月28日，孙中山亲自致电贡王、那王等蒙古王公，阐明五族共和之真谛，规劝“通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勿误会而偾事; 并请速举代表来宁，参议政要，不胜厚望”。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大肆拉拢蒙古王公。以阿穆尔灵圭和那彦图为首的蒙古王公，逐渐成为了蒙古王公精英在民国政府中的主要代表。

阿穆尔灵圭仍然充任“专办蒙旗事宜”职衔，并于1912 年10 月代表北京政府出席了在长春召开的“哲里木盟十旗王公公议”；那彦图于1912年6月，受任乌里雅苏台将军，拟代表北京政府赴库伦谈判取消“独立”。

二人还分别被拥护袁世凯的进步党推举为名誉理事或理事，不间断地充任各种名目的参议员、议员、参政等职务。

不过，还有不少蒙古王公精英们，主张“独立”。11月30日，在俄国的支持下，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这对当时新生的民国政权而言，是一次致命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