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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爆发后，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陷入了统治危机。与此同时，伴随着西方文化和思想的传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对“外国”的认识，也有了新的变化。

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对清朝统治阶级感到绝望的汉族革命主义者们，为了达成其“彻底革命”的目的，主张“排满”，并否定“满汉一体”论。“华夷之辨”的传统理论，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革命早期的孙中山，可谓“仇满”的先驱。1894年成立兴中会时，他便以朱元璋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更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将“鞑虏”的范围，从“满人”扩展到了“满、蒙、藏、回（信仰伊斯兰教的诸族）”等北方少数民族。

鉴于此，最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梁启超，意识到了这种极端思想的危险性。他明确反对“排满”的“小民族主义”，提倡“合满”的“大民族主义”主张。

伴随着民国的建立和汉族军阀势力的崛起，内外蒙古地区的蒙古族王公、精英知识分子们的“国家意识”，有了微妙的变化，民族意识也开始“觉醒”。

一

一些顽固守旧的王公精英，坚决抵抗“共和”，维护清朝。当然，也有不少开明的王公精英们，主张向开明的汉官学习，并提出了很多有针对性的变革主张，推动了蒙古“近代化”的进程。

喀喇沁右旗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在该旗推行“新政”，进行多方面改革。贡桑诺尔布认为，“西欧的英、法、德、美等新兴国家，前后改革了陈腐旧制，从而形成了现今的列强，我们蒙古民族因为仍然存在腐败的制度，就变得愈发软弱无能”。

他还以日本为例，展开阐述道：“日本等西方民族与蒙古民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随着时代的演变’，都会‘由落后逐渐走向文明’的”；“……日本是一个东海岛国，在他们英明皇帝明治时代，周游各国，变法维新，振兴工业，数十年间，国富民强，比我们清朝这样一个大国还要强盛得多，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

贡桑诺尔布开出的“民族复兴”的药方，是“先进的教育”。在他看来，日本的国富民强，是因为全体民众受到了“教育”。

哲里木盟科左前旗科尔沁郡王（即宾图王）棍楚克苏隆，在“北京贵族子弟学校”就读期间，深受康有为、梁启超新政思想的影响，主张维新主义。他认为，民族复兴需要做到四点：“取缔宗教、以祛迷信；振兴教育、以开民智；训练蒙兵、以固边圉；择地开垦、以筹生计。”

蒙古族知识分子罗卜桑却丹，主张向西方“寻求真理”。他认为，要想改变蒙古民族贫穷落后的现实，需要大力发展蒙古文化教育，改变传统游牧经济经营模式。

与此同时，以蒙古王公精英们为代表的蒙古族人的“民族意识”迅速“觉醒”。其中心思想包括了捍卫“祖先的传统”，重拾祖先辉煌的历史记忆，对土地与民族文化的认同、继承和守护等等。

近代蒙古族最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思想家尹湛纳希，在史学研究上，强调尊重历史真实，主张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他批评明朝校订、批注南宋朱熹《通鉴纲目》的史官：“信口开河，随心所欲诋毁蒙古人，任意篡改《通鉴纲目》之原意，诋毁这部正史使其失去真谛”；“变成了充满泼妇骂街的东西，达到了歪曲事实的顶点”；”从他们的嫉妒之心和小人的偏心出发，任意诋毁正史的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