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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孽债》剧照

上海从来不缺电视剧的描摹。

上世纪90年代，《十六岁的花季》、《孽债》、《儿女情长》、《夺子战争》……一批现实主义题材连续剧记录下了当时上海的风貌和社会议题。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几年，上海是都市剧最偏爱的城市。

从《欢乐颂》、《我的前半生》到《安家》、《三十而已》、《流金岁月》……一部部热播剧都以上海为背景。

只是，现在这些热播剧里的上海就像PS上去的一样，似乎跟生活在这座城市、以上海为家的人没什么关系了。

1995年伊始，当时27岁的年轻导演梁山喜欢在晚上骑部脚踏车上街。

晚上8点05分，八频道的电视剧准时开播，这时候上海的马路上、公交车上几乎空无一人。

因为大家都在家里看《孽债》，甚至有饭店把电视机搬到了大堂。

“我骑着自行车一路听过去，路边的裁缝铺子、理发店里，传出来的全都是这部片子的主题歌。”梁山回忆说。

“这是作为艺术工作者最幸福的时刻。”

电视剧《孽债》改编自叶辛的同名小说，由黄蜀芹担任总导演，梁山和夏晓昀担任导演，讲述了5个云南知青的子女来沪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部“现象级”的电视剧，甫一播出即引发轰动。有一个星期的平均收视率创下了42.65%的收视纪录。

期间，上海电视台曾因播出“群星爱心演唱会”，停播一天《孽债》。

尽管事先多次在屏幕上打出字幕说明，但市民们还是急得疯狂拨打电视台热线，说只要当晚播，再晚也没意见。

为了满足观众的热情，上海电视台后来不惜损失200万广告费，将每天播一集改为播两集，开了黄金剧场两集联播的先河。

■当年《新民晚报》的一篇报道称，商场里顾客围看《孽债》，暂时忘记了购物。

在梁山看来，采用沪语对白是这部戏成功的关键之一。

“我们模仿的是上海当时拍得最棒的几部纪录片，比如《重逢的日子》、《毛毛告状》等。”他说，“电视剧有种表演的腔调，我们想把它去掉。”

当时，梁山很推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它的形式特征之一就是运用地方方言。

在尝试用沪语拍戏这个想法上，梁山和他的老师黄蜀芹一拍即合。可演员从来没这么演过，他们担心说上海话会像演滑稽戏。

还有台词的表达，比如，怎么用上海话说“我爱你”呢？梁山提议，让演员根据上海人表达感情的方式，自己对台词进行口语化的“翻译”。

所以在赵有亮扮演的沈若尘向严晓频扮演的妻子梅云清“摊牌”那场戏里，台词是这么说的：

“云清，侬讲，我对侬好伐？假使我在啥地方骗过侬，侬还会对我好伐？”

■剧中沈若尘向梅云清摊牌的场景

为了用沪语同期录音，《孽债》中“上海家庭”的成员全部选用了上海演员：

赵有亮，严晓频，王华英，吴竞，金鑫，吴冕，李国梁，屠茹英，李家耀，李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影评人毛尖这样评价《孽债》的语言特点：

“不同年龄层不同阶层的上海话，各种腔调，如同不同区域的上海，支持不同人物的行动逻辑。”

■《孽债》汇集了一批演技扎实的上海演员，现在来看都是戏骨。

梁山也说：“方言看似是面上的东西，其实变成了核心式的动力。”

“清一色的上海演员，他们对上海的风土人情更加理解，用自己的方言来演，也演得更准确了。”

沪语确实拉近了和观众的距离，以至于阿姨妈妈们入戏太深。

扮演小美霞的董蓉蓉有次和妈妈上街买衣服，被服装店老板娘一把拉住：“小姑娘哪能噶作孽！侬娘伐要侬，侬跟我回去，我来养侬！”

■董蓉蓉在剧中扮演的小美霞颇为惹人怜爱

除了语言上的贴近性，《孽债》还忠实地记录下了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风貌。

剧中表现上海的第一个镜头是从外滩摇到陆家嘴，一枝独秀的东方明珠尚没有“厨房三件套”作伴，耳边传来的海关大楼钟声还是《威斯敏斯特报刻曲》。

与此同时，弄堂里还在倒马桶、用公用电话；晚高峰时候，公交车又挤又堵，马路上不乏有赤膊骑脚踏车的路人……

■《孽债》剧照，孩子们来上海找父母在弄堂里被强势围观。

五个家庭居住条件各不相同：

沈若尘刚刚分到一套浦东的一室两厅“新工房”；

梁曼诚一家住在石库门里8平方的亭子间；

吴观潮和杨绍荃离婚后分别组织了新的家庭，住在洋房里；

俞乐吟改嫁后住城郊结合部的自建别墅；

卢晓峰家则住在苏州河边尚未拆迁的棚户区。

■剧中梁曼诚一家住亭子间里，这是当时上海部分市民居住条件的真实写照。

毛尖评价说：“五个孩子展开的不同的家庭关系，从里弄到外贸大厦，横切了一个时代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