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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来临之前，上海市用足了提前量。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刘俊，后来告诉媒体：在2003年1月和2月，上海市卫生局一直密切关注外地疫情变化，并实时监测WHO网站上有关疫情信息报告。2月11日，正式向上级提交各地“非典型肺炎”情况报告。2月12日，市主要领导在报告上作出批示，拉开上海防治SARS的序幕。接批示后，上海市卫生局便组织专家制定预案，并着手拟定《防治“非典型肺炎”指南》，设立“零报告”疫情监测点。

这些工作与上海市3月底出现第一例SARS病例前后相距了50天。

对于归属不同的各家医院、各级疾控中心和预防机构，上海市卫生局均实行了统一行业管理。这样的管理基础在SARS防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疾病防治开始阶段，上海市共建有110家监测点，囊括了所有二级和三级医院，随后又扩大到508家，囊括所有医疗机构。每个监测点都实行三种报告制度：一是“零报告”，所有监测点每24小时必须逐级报告疫情，无疫情零报告；二是“全报告”，，所有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见到SARS病例必须报告，不得隐瞒；三是紧急报告，对于群体发病、校内学生发病、特别危重病人等情况，必须在发病即刻立即电话报告，一小时内补充书面报告，这些报告会逐级上报，经市疾控中心，最后到达上海市卫生局。

刘俊在总结上海市防治SARS经验时，特别强调了对专家的倚重。在疫情发生之初，上海市卫生局即成立了由20名各科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在城市防病形势的分析研判、防病策略实施以及技术要点制定上，专家委员会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专家们针对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进行了不同层面的业务培训，也为SARS防治储备了充足的医疗力量。

2003年5月下旬，SARS疫情已发展到后期，上海市一位专家表示，上海之所以能阻止疫情蔓延，是由于全市铸造了三根“链条”。一是以市民个体为代表的社会链，二是以政府公务员及公共管理部门为代表的制度链，三是以医学专家为代表的医学链。三者同属一线。

1988年甲肝大流行，面对疫情的前车之鉴

最值得一提的，是以市民个体为代表的社会链。与之直接接触的，便是上海市的基层社区卫生网络。

上海这一网络的建立健全，得益于1988年的一场肝炎疫情。

那年自1月起，上海市民中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呕吐、厌食、乏力和黄疸等症状的病例，后证明是由于市民生食了受到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引起。

此次疫情持续时间超过2个月，共计造成31万余人感染，31人死亡，给当时的上海卫生防疫系统带来很大压力。

当时上海市所有的内外科病房，总计5.5万张病床，而甲肝病人数以万计，医院病床严重不足。“医院住不下了，最后居委会的车棚都被改造成临时隔离病房。”曾经历了当年甲肝疫情的上海居民回忆道。

这场疫情使上海市政府开始重视突发传染病疫情的防控，并逐步建立了传染病的防控应急预警机制。1996年，上海市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1998年又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1998年起，全市低端医院分步实现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职能转变。截至2003年8月，上海市共有预防保健机构89个，三级和二级公立医院16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1家、乡镇卫生院128家。

这也意味着，上海市公共卫生机构功能由传染病防治向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并重拓展，构建起了由疾病预防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卫生监督体系组成的公共卫生体系框架。

“而在其他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多都已经实现了市场化发展，所以在重大疫情事件来临时，无法做到像上海这样的基层社区响应。”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如是说。

吴晔婷 刘冉|撰稿